浅谈贾谊《过秦论》形成的原因，以及其社会影

在历史的进程中，西汉前期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们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对秦朝的过失进行了深入的。他们以其雄辩的才华，撰写了千古流传的《过秦论》，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一、《过秦论》的形成背景

回溯对“暴秦”的批判渊源，其实早在战国纷争之时就已初见端倪。当时，东方各国以“虎狼之国”来指代秦国，警示其残暴无情。到了秦末汉初，随着人们对“暴政”的认识更加深刻，对秦朝的批判也更为激烈。秦末农民起义的爆发，实际上是受压迫的人们以实际行动对秦朝暴政的反抗。在这一背景下，“过秦”思潮的出现，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，而秦朝以酷暴为特色的统治，更是这一思潮的现实基础。

汉代的“过秦”论，源于求治的需要，以批判秦朝失误为核心，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资政致治的追求。其中，陆贾和贾谊的贡献尤为突出。陆贾在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，其著作《新语》以“君臣政治得失”为主题，对汉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贾谊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对秦朝的过失进行了深入的，冷静地批判暴政，劝谏汉朝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。他们的思想，充分彰显了思想家“先知先觉”的价值。

二、《过秦论》的主要内容

汉代的“过秦”论，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，其重点则在于以下三个方面：

1. 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。秦朝的严刑峻法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。武臣等人以此作为动员当地豪杰共同反秦的理由，指责秦朝为乱政虐刑。贾谊也多次强调秦朝法律的残酷，指出其最终导致了天下的溃乱。

2. 批判秦朝残民以逞。秦朝统治者长期用兵，大规模兴建宫殿陵寝，无不以役使百姓为前提，民众不堪其苦。汉初政论家对此多有论及，指责秦朝百姓负荷之重、以至于民不聊生。

秦朝的文化高压政策，特别是“诽谤之法”，对善意的批评意见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。这一政策导致了士人离心、天下多怨的局面。在汉代思想家看来，这正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。贾谊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，指出在这一时期，世上的确不乏深思熟虑、知晓时势变化的人才，然而他们却不敢尽忠言、献良策。原因是秦朝的忌讳太多，忠臣欲言未终而身首已离。

天下之士纷纷选择闭口不言，这就导致了三主失道、忠臣不敢谏、智士不敢谋的局面。当天下已乱、奸邪横行时，却没有声音敢于上闻。这难道不令人哀痛吗？类似观点在政论家贾山那里也得到了共鸣。他控诉了秦朝压制舆论、扼杀言路的行径，造成了闭目塞听、走向败亡的结局。

汉初政权建立之初，面对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社会。此时的统治集团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来治理国家。“过秦论”的兴起，为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。它对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。汉初的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究竟是基于“黄老之学”的影响，还是“过秦论”的产物？这值得我们仔细思量。

“过秦论”的社会影响深远，成为历代治国法则的源头活水。政论家们常常借秦为喻，来批评时政。如薛广德上书批评皇帝听信郑卫之乐、不理民生疾苦的行为，直臣梅福进谏呼吁尊重直言敢谏之士、遵循高祖之轨、杜绝秦朝速亡之路。这些梗直大臣敢于直言不讳，正是因为“过秦论”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。

汉代的许多明智政策，如轻刑安民之政、抑奢尚俭之风等，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，也与“过秦论”的积极影响密不可分。这些政策体现了汉朝统治者的明智与远见，也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“过秦论”作为历史借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它警示后人要尊重民意、开放言论、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时代需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